龙兄虎弟:增城抗日作家徐辛雷是这样炼成的！

       1939年6月，东北、华北、华东已处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北平、天津、上海、太原失守，广州、武汉又相继沦陷。幅员广大的祖国，只剩下半壁河山；中华民族，正在水深火热，灾难深重之中。在此形势下，徐辛雷与延安学习的千万青年一样，热血沸腾，决心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积极要求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这时中央决定延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几间学校合并，创办华北联合大学，大批青年骨干，开赴敌后。队伍出发前，7月7日早晨，在延安桥儿沟宽敞的草坪上，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们作报告。徐辛雷用古典小说《封神榜》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等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又教育他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不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毛泽东的报告，给他们每个人心里注入了一股暖流，使每个同志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增添力量。这些对徐辛雷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活、思想、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出发了，他们的队伍，越过奔腾怒吼的黄河，跨过了云雾重重的吕梁山，冲破戒备森严的同蒲路和其他许多地方的日军碉堡群的层层封锁，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以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三千多里的行军任务。其中要穿过敌占区的同蒲路百余里大平川及其附近山区，出发前要个个轻装，严格检查每个人的背包，不能有晃动和有音响，这次行军连续两天两夜没吃过一顿饭，完成了三百多里的苦行军，到达晋察冀边区。徐辛雷在华东联大文艺学院当连队政治指导员，在战火纷飞的战争环境中培养干部，每年总有几个月的时间完全在反“扫荡”战中打游击战。后来，徐辛雷任游击区区长，到塞外雁门关（山西繁峙县）附近的敌占区和游击区，去开辟根据地。他化装过买卖人，衣服、携带的东西完全象当地的一个商人，在敌人的公路上来来往往，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和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交心谈心，解除顾虑，做细致耐心的发动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武装斗争。

        当时困难很多，敌强我弱，残酷镇压，大批群众被屠杀。而他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情况又在恶化，一夜要换几个地方睡觉，离领导机关又远，得不到及时指示，还得打开局面。当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的时候，徐辛雷就组织群众转移，实行坚壁清野，带领民兵开展地雷战、游击战，大打人民战争，使敌人无法站稳脚跟，迫使敌人撤退，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当日寇盘踞在城镇，碉堡林立，采取“铁壁合围”，困难到极点的时候，他日夜和群众在一起，一起站岗放哨，一起转移，一起挖地道，一起打击敌人；只要敌人伸出头来就打，使敌人困守在据点里，无法继续呆下，最后只好滚蛋。

　       这期间，徐辛雷还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繁峙、孟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及雁北地委《冀晋日报》记者等职务。抗战胜利后，1948年，徐辛雷南下，到鄂豫边区大别山对国民党军队开展游击战争。那里多是新区，工作基础薄弱，政治环境非常复杂。他住在深山的石崖下，粮食很困难，就吃野芹菜，组织群众坚持战斗，打游击。有一次在淮河边敌占区铁路，暂时过不去，他就到一个农民家里扛活，每天到地里帮农民种地作掩蔽，因他讲话还带南方口音，不便说话，怕连累人家，只好装哑巴，直至突破敌人的封锁，过了铁路，到了群众基础较好的游击区，才恢复讲话的自由。这期间他历任红安县区长及桐柏地委《桐柏报》记者等职务。

 

　        抗战前后，徐辛雷关心祖国，关心社会，从一个单纯的文学青年转变为抗日救亡的文艺工作者，其间写了几篇救亡戏曲和一些抗日斗争通讯报导，都自觉不自觉地表达出文学要和抗日结合起来，文学要为抗日服务的思想。后来，奔赴延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中在敌人后方，他一边随军打仗一边写通讯报导，当过随军记者，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当地游击队一起共同参加战斗。全国解放后，徐辛雷到铁路工会作宣传工作。1954年，他向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一再提出搞专业创作，终于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免去了他宣传部副部长职务，给他四五年时间从事文艺创作的任务。

 

       自此他暗自下决心：“现在该我自己背包袱了，我想要是写不出作品来，算白吃人民小米了！因此，我拼着我的命，深入群众，刻苦，再刻苦。”徐辛雷挂上武汉长江大桥总工会副主席的职务，深入工区，在工地跟着工人上班，有时日班，有时夜班，不论风、雨、太阳，该淋的让它淋，该晒的就让它晒，把他晒得像块炭头。刮风下雨也好，伸手不见拳头也好，该乘小筏子渡江的还是渡江，他的游泳技术差，且多年不练了，过江真是提心吊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