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随他颠簸而来的人们，二话不说，立刻砍树的砍树，和泥的和泥，清理地基的清理地基；女人们用几块石头架起铁锅，开始烧水做饭，让原本荒芜的山洼顿时升起了袅袅炊烟；孩子们则欢呼着跑向原野，采花，捕蝶，或满地翻滚，又把两只莲藕样的小脚伸进小溪，撩起一片银铃般的笑声。没过多久，这座半圆形土楼，这座能安放下他们的雄心和祖先牌位的村子，便拔地而起了。 人们或许要问：对邓村老屋的这支客家人，对他们建造的这座家族式土楼，你能看出他们的历史渊源？我想大概是能的。理由呢？理由便是我在前面说过的，我熟悉客家人，话虽说得有点大，但如果我说我熟悉的是江西的客家人，再缩小一些，是我的故乡江西井冈山的客家人，那我是不会脸红的。我还说过，当我走进邓村老屋的中央祠堂，当我在祠堂里被点点滴滴的历史陈迹弄得没有时间感，没有距离感，弄得梦回心惊的时候，我认定这支客家人就是从江西迁来的。话说到此，读者能不能允许我调整一下思维，或者说，我可不可以从我所熟悉的江西井冈山的客家人曾经的遭遇，和他们在这种种的遭遇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和习性，他们独特的族群心理，去打捞邓村老屋的这支客家人有可能沉淀在历史深处的某种东西呢？再或者，请读者索性宽容我一点，就让我在此自成一说。 我故乡井冈山的客家人，或者江西的客家人，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住在山里。为什么他们放着宽敞的盆地和相对的平原不住，偏偏要在渺无人迹的山里安家呢？为什么他们甘愿守着那份寂寞和孤独，那份行走和耕作的艰难呢？答案是，如果他们也住在盆地和平原，如果他们不去躲避那份喧闹，他们就会受到本地人的欺侮、驱赶和盘剥。因为平原上的良田和土地，适合建造村子和屋宇的地方，早就被人开垦了，占领了，你要生存下去，与世无争，那就得走得远远的，躲得远远的。因此，长期以来，客家人的生活过得很不安定，需要时刻为自己的生存担忧，这种遭遇久而久之，便造成了他们比任何的族群都更重视自己的安全。 1928年35岁的毛泽东为掌握民情，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曾经对井冈山方圆五百里的本地人和客家人的生存状态和恩怨情仇，作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对客家人缺乏安全感的生存和心理状态，给予了一个革命者的深切同情，这在他那篇著名的《井冈山的斗争》中有比较详尽的叙述和分析。不信你可以去读读。我以此为据，就是想证明居住在派潭镇邓村老屋的这支有可能是从江西迁过来的客家人，他们把自己的村子建成半圆形的土楼，正是要让同在漂泊的族人和乡亲抱成一团，生死与共，用大家的力量去对付当地人的侵犯和挤压。一旦有了不测，他们便能一呼百应，坚守在自己如同堡垒般的房子里。 他们把祠堂建在土楼的中央，其用意，也是想以宗族的力量形成一个团结的核心，以便一致对外。这时候是不是一个血亲家族，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从邓家老屋的祠堂里走出来，为派潭镇基本完好地保留下这座客家建筑原生态的土楼唏嘘不已。这时，一个临时被请来担任解说的老先生，忽然告诉我们：当地有一种传说，石达开就出生在这里。在不远的何大塘，还留着石家的祖坟，有碑文为证。我吓了一跳，对这种说法本能地持怀疑态度。我想，是不是因为就要开发了，就要成为旅游区了，于是杜撰也应运而生了？心里又不禁为这座客家原生态土楼担起忧来。 石达开谁不知道呢，一代枭雄，太平天国的著名领袖。当然，他是客家人是不会错的。但史料上明明白白记载，他1831年生于广西贵县，地主出身。因当地土客籍斗争尖锐，难以安身，入拜上帝会。1850年（道光三十年）夏，率二千人到金田，于第二年1月协同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任左军主将，从此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当年12月在永安（今蒙山）被封为翼王、五千岁。1854年（咸丰四年）督师西征。次年，在江西湖口与秦日纲、罗大纲等大败曾国藩指挥的湘军，一举夺回武昌。1856年6月与秦日纲攻破江南大营。 杨秀清和韦昌辉内讧事件发生后，他至安庆起兵讨韦，11月回天京辅政。1857年6月因被天王洪秀全猜忌，从天京负气出走，率十万精锐独自闯荡江湖，一直活动在有客家人的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因缺乏后备基地，在长期转战中军力逐渐削弱。1863年（同治二年）5月弹尽粮绝，兵败四川大渡河紫打地（红军长征曾征服的安顺场）。为保全三军，他毅然入清营求降，6月在成都被杀，年仅32岁。 我必须承认，一座破败的半圆形客家土楼，如果能拉上一个如雷贯耳的客家枭雄作为“主打”（这也是当下颇为时尚的词汇），如此去开发或曰打造客家原生态，确实有足够的爆炸力和冲击力。但是，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究竟是哄八路还是哄鬼子？浮现在我面前的邓村石屋，差点震了我一个跟头。为它的气派，它的整齐划一，为它雕龙画栋精美得如同工笔画的结构布局，它青砖青瓦散发出来的那种雍容、矜持而又淡雅的旧时风尚。邓村石屋与邓村老屋比较起来，我当时能想到的赞美词，就是冰火两重天。 邓村石屋建在距邓村老屋两三华里的地方，是四周青山凹出的一小片平原，如同清洁的镜面那样平坦、开阔和透亮。我不懂也不信风水，但依然能看出这里有一股卧虎藏龙但却锋芒内敛的地理气象。这倒也合乎情理：当许多年前安扎在邓村老屋的这支客家人决定重新建造这个村子的时候，因人丁的兴旺发达，土地的风调雨顺，或许还正值天下暂短的政通人和，这使得这些勤劳善良的客家人，有了足够的时间来耐心地选择自己永久的居住地。同时，又由于财富的长期积累，村族的齐心合力，加上读书人的渐成大噐，这也使得他们拥有了充足的精力和智力，用以谋划未来的“安居工程”。肯定还有其它因素，例如这时的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从颠峰走到了饱和、烂熟以至腐朽的边缘，但体现中国文化精髓的民居建筑却走到了相当完美的境界。因此邓村石屋的决策者和建设者们，这时完全有条件吸取中国民居最优秀的成果，并且运用当时乡间最坚固最理想的建筑材料。 邓村石屋对人们产生的视觉震荡力和冲击力，突出表现在那个“石”字上。具体地说，是麻石铺地，麻石垒胸，胸墙上面是一水的青砖、青瓦。说到青砖、青瓦，人们都知道，这对南方民居来说，既是一种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的考究，又是一种钟鸣鼎食的象征。但这对于从拥堵的半圆形土楼里走出来的客家人来说，就几乎是一场暴动，一场生存的革命。因为到这时，那种凭着在漂泊中的机缘即兴选址，又凭着剩余的那点儿力气匆忙在池塘和水洼里和泥放砖，然后用这种质地粗糙的土砖建造土楼的经历，在这支客家人的心目中，从此便成了创业老人们对后人津津乐道的记忆，成了渐渐褪色和老去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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