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说，广西贵县和广东增城，离得也并不远嘛，客家人又有不断迁徙的习惯，他们就像风中的种子，谁知道哪阵风会把他吹向哪里？又再说，村里的族谱上虽然没有石达开的名字，这也不奇怪，因为他在当局的眼睛里，那可是个大反贼，大忤逆，你往外推还来不及呢，谁还敢往族谱上记？有意思的是，当我这样异想天开时，我的眼前忽然人影幢幢，好像少年石达开就奔走在建筑碉楼的人群里，他赤膊上阵，时而吱吱哟哟地推着小车运砖，运沙子，时而嘿哟嘿哟地抬着沉重的麻石，正和族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挪。 我更愿相信石达开揭竿而起的反抗意识，他非凡的军事防卫和进攻才能，就是在建筑碉楼这样的准军事行动中，逐渐得到了启蒙和开发，否则他一个19岁的毛头小伙子，乳臭未干，何以有那般气魄率领两千人之众，从贵县火速赶到金田，参加由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并威风凛凛地出任左军主将？当然，他兵败大渡河安顺场，最终被清军一刀割下头颅，也可能与这种被动的防卫意识不无关系。他可能还未参透，当他励精图治，辛辛苦苦建立起自己的“碉楼”时，其实朝廷和与他分分合合的另一些客家枭雄，早已建起了比他更坚固并更具有侵略性的“碉楼”，在远远地等着他。客家人的不安全感，与他们不断地迁徙和被侵犯，不断地反抗又不断地遭到屠杀，说不定就有着这种深刻的渊源关系。 几十年后，在我的故乡井冈山的客家人中，也出了一位揭竿而起的绿林好汉，他的名字叫袁文才。这在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同样有记载。很多人都知道，袁文才和他那支农民队伍，最后也神秘地消失了。而关于袁文才的死，至今还是中共党史中的一个谜：有人说，袁文才在被红军收编以后，英勇善战，舍生忘死，最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还有人说，红军向赣南闽西(多巧！又都是客家人的地盘)进军时，他拒绝执行命令，想留在井冈山继续当山大王，最后被红军灭了。总之是笔糊涂账。 啊，难怪客家人要把村子建成土楼、围屋和碉楼！ 兵连祸接毕竟不是历史的主旋律。动乱和战争对于老百姓，虽说苦不堪言，总让他们活得如惊弓之鸟，但生活还是照样要继续下去，照样要生儿育女，传递薪火。所以，邓村石屋这支客家人尽管郑重其事地建起了他们的碉楼，但真正坚守碉楼的日子也不是常有的。再说，他们的碉楼虽然建得势大力沉，甚至有些夸张，但它毕竟是建在村子的右后方，也即建在村子的一边，这本身就说明防卫被人侵犯并不是他们生活的主题，而兴旺发达，繁荣昌盛，让一个村子的人安居乐业，那才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换句话说，邓村石屋的客家人在建造新村的同时建起碉楼，从此把居住和防卫区分开来，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这个更重要的意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在这篇文章的写作中，我曾就派潭的那座碉楼带给我的惊喜和困惑，向我的一个朋友、江西籍客家女作家温燕霞请教。温作家没有去过增城，也没有见过那座碉楼（她说，她非常想去看看），但她为写作前些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围屋里的女人》，曾收集了客家人大举迁徙的许多资料，并在她自己的故乡赣南和福建实地考察了许多客家土楼和围屋。何况她的身体里流淌着客家人一脉相承的血液，因而我相信她对客家人的了解和领悟，必定有独到之处。 温女作家对我说，客家人是在几百上千年前从中原开始迁徙的，你趴在地图上看看，找找他们迁徙的方向和路线，就知道，虽然他们迁徙的速度非常缓慢，但却是一路坚定地向南走的，走到南边再没有路的地方，你说是什么？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而广东增城又是什么地方？是大海的边缘，在那里几乎能听到大海的涛声了。温作家的这番话对我来说，如醍醐灌顶，让我看到邓村石屋和它那座碉楼，就像一星火光，突然闪烁在中国苍茫的历史中，闪烁在曾是风雨交加的珠江三角洲。是啊，走向大海就是走向生产力和文化的全面开放，就是走向世界——这个话题在前些年已经讨论得够多了，够滥了，说铺天盖地、连篇累牍都不为过。 话说回头，从江西或福建迁徙到增城派潭的这支客家人，就应该是这样啊！江西或福建的客家人现存的一些民居，大多是一些圆形的土楼和围屋，有的还有自己的武装，一旦有乱世和战事，马上龟缩在土楼或者围屋里，拒不出来，宁愿玉石俱焚，和这些土楼和围屋共存亡，这只能说明他们思想和观念的封闭，甘愿画地为牢。但即使同样呈圆形的土楼和围屋，在江西和福建也有明显区别。江西多为土砖堆砌的土楼，即所谓的土围子，规模都比较小，但福建的围屋却多为青砖，青瓦，且规模宏大。因为江西是内陆省，福建则靠近大海。 迁徙到广东增城派潭镇的这支客家人，由于广东的地理与江西相连，又眼看要走到大海边了，所以他们先是盖起了半圆形土楼，显示出一种戒备与开放参半的生存和心理状态；几十或几百年后，伴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血泪，让他们渐渐听到了大海的涛声，看到了在大海那边还有一个野蛮但却强大的世界，心胸慢慢地变得开放起来，慢慢地开始壮起胆子面对这个世界。这时候他们建造新村，当然也必然要把自我强盛放在首位，把提高全族人的文化知识放在首位。至于依然建造了那座碉楼，并把那座碉楼建得如此庞大和坚固，说穿了，这既反映了他们对曾经侵犯过他们的当地人，和对渐渐涌来的洋人，余悸未消，也反映他们在任何祸端面前，从此敢于抗争，敢于针尖对麦芒了…… 因此说，邓村石屋这座碉楼的存在，意义非凡，韵味深长。它就像一座骄傲的纪念碑，既是客家人逐渐走向现代的象征，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渐渐站起来的一个标志。对于它的解读，既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读，也是对中华民族心理的一种解读。这就是我对派潭镇的邓村老屋和邓村石屋，作为客家历史、文化和民俗原生态存在价值的认识和期盼。我要由衷地说，当我越是走近它们，越是深入它们的内部，就越是感到它们的博大精深，高不可攀。我觉得肯定还有许多的谜团隐藏在未知之中，只要你任意抽动一个线头，都可能抽出一个历史的章节。 因而，当我看见这里的一间间屋子依然堆着柴禾和稻草，看见它的空巷里仍旧留着一团团牛粪的时候，心里既为它们称奇，又为它们庆幸，还为它们感到淡淡的迷茫和惋惜。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希望当地政府的官员们，还有那些从事史料整理和发掘的文人们，一定要在弄清弄懂什么叫保护之后，才认真去谈论对它们的开发。同时我还认为，最好不要把住在这里的人都迁走，也没有必要给他们建设什么新的家园。因为一个历史村落的活力，必须由生活在历史中的人来延续，没有了人气，没有人与家园的原始性、共生性，哪来的客家围仔屋原生态？你如果都贴上旅游区或休闲处的标签，经济是搞活了，但历史却死了。但愿决策者们都棋高一着，让我沦为杞人忧天。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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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村晚第11场 牛牯嶂下亚
增城区仙村大道上跨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