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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咸丰和同治年间荔乡增城的土客共存

11-12-7 15:44| 发布者: lujunfei| 查看: 9818| 评论: 0|原作者: 刘丽川

摘要: 清咸丰同治年间发生在广州府西路的一场土客大械斗震惊了世人,因此从19世纪中期至今,凡关注土客械斗的文人学者,把目光都投向了广府西路地区。由于该械斗涉及的区域较广,中路乃至南路、北路都有波及,有学者因而认 ...
6·3·2田野调查的情况

深圳的《新安县志》年代只到嘉庆,嘉庆以后阙如。可见到的县志虽然没有任何械斗记录,但并不等于械斗不存在。我们在田野调查时从村里老者那里,还是听到一些粤客间发生械斗的故事。如现在背靠笔架山的福田区泥岗村,原是元末从广州迁入的粤人蔡姓地盘。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户郑姓客家人,被“卖猪仔”到南美牙买加挣了点钱返乡时,相约落籍泥岗。后来,又有曾、朱、刘、黄、陈、李等姓客家人相继进入,渐渐成村。

蔡姓人认为泥岗村占了他们的地,还防碍他们上山砍柴,因此引发械斗。附近上步村的客家人赶来相助,还拉来土炮。最后双方议和:蔡姓人同意客家人留在泥岗,泥岗人让蔡姓人经过村子上笔架山砍柴。(13)类似的事情还有,因篇幅问题,就不多谈了。从田野调查的情况看,深圳粤客间械斗的频率不高,规模不大,经调解都能平息。

增城的情况也与深圳类似,但都是同族群间的争斗,如本文第三节谈到高车村与外村的械斗(粤赵与外村粤人争田水,客家赵帮粤赵出头打),但增城县志未录。虽说东路各县的县志没有完全记载下当时的实际情况,但还是能反映社会事件发生的总趋势:粤客族群间的械斗波及面有限,较易摆平。对官府来说,一些小争斗就无须写进县志,否则影响业绩。

6·4东路客家存留的原因分析

广州府东路的增城、东莞、深圳地区的客家人,从清初开始大规模地进入(这种移民活动持续到清末)后,历经有清一朝其中还包括“咸同土客大械斗”时期,在本属粤人的地区不仅存留下来还不断得到发展,其原因何在?大致可从两方面来谈:

6·4·1有识之士卓有成效的思想引领

作为东路的知识精英,对于“土客”矛盾从思想上对民众进行引领的,莫过于嘉庆年间的徐旭增。他客观、历史地讲述了客家的来源,并对客家人进入粤人区域后出现的“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的矛盾,他发出“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千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的呼声:他倡导“土客”双方认清社会现实,尊重现实,不要互相倾榨,各自平等相处。本文所谈及的增城岳村刘华芳,也是一个人有远见、懂方略之人。本文“4·4刘华芳的‘明大义’”一节已有较详尽的讲述。他的“尚义侠”、“明大义”、“睦族和乡”之举,至今仍在乡间流传。

在增城还需提及一人,那就是小楼镇竹坑村的张梦初。竹坑村建村于康熙十五年(1676)前后,村民大多来自嘉应州,三百余年来村落各姓和谐共处——从建村的张氏和王氏始祖起,就要求村民“异姓和谐”。正因为村内有倡导和谐的始祖,该村与四周村落形成了长久祥和的氛围,因此至民国时,村里的精英人士张梦初(崇贤乡第二中心国民学校校长)能明确提出“四唔好”原则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四唔好”,即:“大房唔好欺负小房,人多唔好欺负人少,本地人唔好欺负外地人,大村唔好欺负小村”。(14)这个“四唔好”很深入人心,笔者调查时,村里老人还能自豪地娓娓道来。本节涉及到的有识之士身份均为客籍,他们是从客籍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无论身份如何,任何时代,凡有人群的地方,总会有领袖式的人物产生,他们的行为理念与价值取向定会对周围的民众产生重大的影响。

6·4·2村落基层的民间智慧与力量

北方有句“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俗语,是说一件事情如何发展、演变,作为矛盾的双方都是要承担起责任的。在广府东路,众多粤人社会基层的民众也并不是一群愚昧得不辨得失的群体。这些粤村群体有自己的“政治逻辑”,他们处理族群关系时显现出来的智慧与力量是东路“族群安宁”的关键所在。东路各村落中族群间的情况虽各有所异,但却共同拥有一点:从清初“复界”以来,本地人对外来“占籍者”的接纳。

本文讨论的增城异姓“土客杂居”的合益村,粤客虽不同姓,但彼此的关系有如朋友、兄弟。而粤客同姓的高车和岳村,粤民没有死死盯住族群差别不放,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去认同双方相同的姓氏和共有的祖源,以“祖源认同”为基础,把客家人视作“宗亲”、“兄弟”。在高车村和岳村,两个族群的村中地位虽各有强弱,但无论谁是强势的一方,都采取了睦邻而非排他的姿态,这是实现村落社区和谐的重要手段。

尤其岳村更具说服力:在粤刘的邀请下,客家刘从灯心冚来到岳村是咸丰二年,与“咸同土客大械斗”的开始时间咸丰四年仅早2年。换句话说,广东西路土客激烈械斗之时,也正是客家刘得到粤刘“兄弟”般的接纳并在岳村的发展之时。客家刘不仅没有被本地人赶走,反而在其“睦族和乡”中站稳了脚跟。顺着话势,插叙一件我们在荔城的纯客村棠厦村(历史上为“塘下”,解放初改写成“棠厦”)田野作业时见到的一个碑刻:棠厦村东南有座二进的洪圣庙,庙内左侧面向天井的墙上保留着一块石碑——《洪圣庙砌阶砖碑志》,它刻记着村民第二次维修庙宇时捐献地砖的人名,刻碑的时间为“咸丰九年”!

咸丰九年,西路土客已经拉开战幕,而增城的客家人还能有环境淡定从容地修整寺庙。又如增城荔城镇纯粤人的王姓棠村,在增城是有名的文化古村。他们与东北部正果镇的客家王姓从历史上始终保持着友好往来,并把他们视为“宗亲”。到现在,2007年7月,棠村举行盛大的牌楼落成仪式时,还把正果、东莞、龙门的客家“王氏宗亲”请来助兴。因笔者有专文讨论,在此不多赘述。(15)增城粤客的“祖源认同”带来的粤客相善,对东路粤客关系的平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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