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八仙故事形成之前 何仙姑的原初面貌 增城去小楼镇何氏女仙的文献传说

此段文字清楚指出会仙观的具体位置，就坐落于增城县。对于曾在此地服饵修仙的“何仙姑”事迹，诗中是这么说的：”绰约长眉海上仙，久餐云母学长年。山中丹井今无恙，为吊南充谢自然。“我们可以推论，无论是两宋舆地志编修者相继援引抄录的《会仙观记》，还是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的《会仙观》，实际上说的都是同一个故事：广州增城县往昔有唐朝人何氏，因服食云母而成仙，被以“何仙姑”或“何仙”之名，供奉于由其故居改立的会仙观。

《会仙观记》记录了何氏飞升离世的时间——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而《南海百咏》的《会仙观》则提到何氏出世的时间——唐高宗开耀年间（681—682），并且进一步明确指出会仙观的地理位置：增城县治南行三百步处。两者同样提到何氏服食云母的情节。此外，在《南海百咏》中，保留了方信孺游历此观时的观察：供奉何氏的祠堂以及或作为何氏修炼之用的所谓“丹井”，当时还保存于观中。

与层层转录传抄的舆地志与类书相较，《会仙观记》与《南海百咏》的作者可贵地提供了他们对于增城何仙姑崇拜传统的实地观察纪录。如果说北宋神宗年间梅蟠的《何仙姑祠》，显示罗浮山或其周边地区至晚在十一世纪业已存在祭祀何氏女仙的祠庙，《会仙观记》与《南海百咏》则是更进一步聚焦于增城，说明最晚在十二世纪两宋之交，该县境内也已经出现了因何氏升仙传说而得名的宫观。

此外，根据明代县志的记载，可知约莫在十三世纪，当时增城除了县城会仙观外，也存在其他供奉何仙姑的场所。例如，曾有地方名士以同为“里德之人”的理由，将何仙姑与其他两宋邑中名贤并祀于私人设办的“里德祠”中：李公肖龙，字叔膺……宋辛未（按：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进士，初调赣州司户，改调循州兴宁部尉，摄长乐县事，后除大社令。……晚岁厌市嚣，去邑之五里筑松鹤庵，又去庵五里创里德祠，祠崔清献（按：崔与之）、古帝君、宾佛、何仙姑，皆里德之人也。

增城名士李肖龙供奉何仙姑于其私设的里德祠，说明到了宋末元初，增城当地祭祀何仙姑的地方并非只有会仙观一处。然而，当何仙姑于宋元时期晋身于“里德之人”的行列时，或许暗示此时织就仙姑仙名的，除了早期与罗浮山的文化、地理渊源外，更多缘于增城本地的创造。相较于早期何氏女罗浮山得道的神话，在宋代以来述及会仙观的文献中，何氏女仙是增城人的说法，也因为其故居地点──会仙观的确认，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然而，下文将说明，此一地点的选择与确认，实际上间接地展示了一页增江沿岸地区早期的开发史。根据《南海百咏》的记载，祭祀何仙姑的祠堂，亦即据说是何氏“飞升”前的居所，以及供其修炼之用的所谓“丹井”，在方信孺于南宋末宦游广州期间，还得见于增城县城南三百步的会仙观中。出身于番禺沙村的南宋末进士陈大震，其撰写的《大德南海志》是现存年代最早的广东方志，当中提到：“增城人何仙姑，所居地曰春冈，下有穴，产云母。忽梦老人教以服饵，兼得化炼之术，后常服之，体觉轻健，日月有异。”

明朝洪武十一年（1378）游历增城的台州天台人孟士颖曾撰《何仙姑井亭记》，文中提到仙姑所居的春冈亦名凤凰台，“东北与罗浮山相望”。此后明清历代增城县志的一致说法是，“凤凰台”或“凤凰山”古名“春冈”，由于宋神宗熙宁年间有凤凰聚集冈上，此后遂改名为“凤凰台（山）”。关于春冈改名的传说，《宋史》中能找到一则或可呼应的记载：“熙宁七年（1074）六月乙未，增城县凤凰见”，然并未具体指出凤凰出现的地方。综合上述，宋以来的会仙观传说确定了何仙姑的故居地，明清时期的文本则在会仙观故事的基础之上，增添了凤凰台／凤凰山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