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八仙故事形成之前 何仙姑的原初面貌 增城去小楼镇何氏女仙的文献传说

北宋太平兴国与元丰（976—1085）之间，县治先是从上游“二龙争珠”处南迁到中游的东街村，不久，又再沿河南迁十里到中游西岸由九座小山冈环绕的九岗村，自此之后直到近代未再迁移。会仙观何仙姑故居传说的流传，差不多是与这个新县城的历史一起开展的。”城市有仙山：城里人的何仙姑故事。不隔尘寰咫尺间，谁知城市有仙山。化成云母长生药，驻得仙姑不老颜。明月凤台千古在，青霄鹤驾几时还。洞门深锁香风软，满地松花白昼闲。“——〔明〕刘铭，《题何仙姑祠》。

增城立县于东汉，然而其本地的风物舆情却必须要到十世纪前后，才开始褪去氤氲的神话面纱，渐为五岭以北的中原世界所悉。宋代开始，中古以来流传于舆地志和类书的岭南何氏女罗浮得道传说，透过越来越多宦游岭峤的北方官员、文士与岭南当地出身士人的诗文志略作品，在此前“人（何氏女）─地（增城／罗浮山）─时（唐朝）─事（服食云母）”的基调上，被增益以更多来自罗浮山周边地区包括增城在内的“在地”细节，仙人于是有了更为具体的生平、老家，以及祠庙。

新文本承载的新讯息，可能是古老地方口传神话、信仰传统的集结与发表，也有可能是因应新时代需要的创造。两造的可能，也许互为表里，相互为用。与前代的岭南何氏女仙传说相较，宋代以来聚焦增城当地史事的新传说版本，仍然保留了何氏服饵云母的情节，明显的差异在于故事场景地点的转换：

不再直接提到罗浮山，而是在何氏女出身增城县的基础上，更清楚将其出场和活动的场景与增城县城中的特定景物（如会仙观、凤凰台）相连结。承继与新创之间，新演绎的传说内容所揭示的，一是早期罗浮山的宗教传统以及罗浮山与增城的地缘、文化连结，二是增江地区在宋代以来的新发展轨迹。留存下来的云母相关情节，有两层重要的象征意义。

其一，它体现了中国本土宗教早期服饵辟谷的修行求仙传统，该传统的历史或早于佛、道等制度性宗教，实践上亦可独立于有组织的修行社群之外。当罗浮山在中古之后逐渐被纳入道教“洞天福地”理论体系，而增城的何仙姑也逐渐被整合进入其经典与神谱系统后，后人在仙姑服饵云母、独身修仙的情节中，或许还能依稀看出罗浮山道教洞天景观之外其他宗教实践传统的遗绪。

其二，何氏服饵云母升仙的事迹渊源于中古以来书写罗浮山的文本传统，神话原初的罗浮色彩亦间接揭示了增城在地理、历史与文化上和罗浮山的紧密联系。虽然宋元以降逐渐流传开来的会仙观何仙姑传说不再特别聚焦罗浮山，不过由于云母并非随处可得之物，本身具有明确的地域连结意涵，因此当何氏成仙的关键仍来自云母的取得，故事的场景便不可能脱离罗浮山的地理与文化影响范围。是以当仙姑故事在宋元之后继续衍伸更多新主题时，“餐云母”一节实犹自暗语着仙姑传说早期的罗浮脉络。

故居地的指认是增城何仙姑故事从宋代开始的新发展。罗浮山的凤凰冈成为增城县城中的凤凰台，从此仙山来到了尘寰之中，凤凰山麓下的会仙观自此成为骚人墨客追访何仙姑仙迹的圣殿。仙姑的所谓故居之地，其实是增城的新邑所在。当增江中游之滨的九岗村在宋代逐渐成为县中水陆辐辏之地，会仙观的仙姑祠堂、“丹井”，或许和春冈上所现踪的凤凰、县城周边的寺庵、邑中氏族的开居时间等，都共同塑造，也展演着这个“在宋绍熙（1189—1194）已日趋于盛”县邑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