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增城“何仙姑”、“何二娘”和“大唐才女”的考辨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历史上是否真有何二娘其人，尚不能予以肯定。二娘成了仙姑，更是后人的“仙化”。在已见的古籍中，也未见何二娘即何仙姑之明确记述。阮元《广东通志》卷三百二十九“方伎列传”中，何二娘、何仙姑是分列其传的。至于《数》文关于何二娘的描述，并非据以史实，而是将一些传闻小说各取所需地糅合加工，主要是将《何仙姑记》中的何仙姑为主，套以何二娘之名，掺以何二娘个别事迹，拼接之痕迹十分明显。析例如下。

《数》文谓：“增城人何泰之女何二娘，生于高宗开耀年间（681～682），性静柔，事亲孝，曾以织鞋为业，尤擅诗赋。”《太平广记》说广州何二娘以织鞋为业，却没有提到增城、何仙姑以及何二娘会赋诗之说。《何仙姑记》则说到“仙姑增城何泰女也，生唐开耀年间，紫云绕室，顶有六毫，四岁能举一钧，事亲孝，性静柔”，但没有说何家所业者何。

《何仙姑记》谓何仙姑之所以擅诗，是因“梦老人授服饵丹法渐觉身轻健，有诗”一首；以后不知所之，“留诗”二首；在罗浮山又“口占三绝寄家”，传诗的是道士。何仙姑的这六首诗，是否可以套到何二娘头上，确成疑问；这些诗的口气完全不是一位织鞋少女所云，不堪推敲。更加奇异的是，何仙姑口占三绝寄家有句“千年留取井边展，说与草堂仙子知”，这已点明她“仙逝”井中。在此之后，《数》文又说她“因诗名远播，唐玄宗曾征她进宫，中途返回，后不知所之”。《太平广记》也说到“唐开元中勅令黄门使往广州求何氏”，却没有说因什么原因派人去求她。上述均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数》文列举了广州地区三位擅诗文时才女，除了何二娘之外，还有一位是不知名的七岁女孩，其诗其事，只能说是一个传说。再有较为可信的一位，是王勃、令狐楚曾为之撰文记述的南海才女，对她所写的《盘鉴图铭》赞叹不已，可惜其名已失传。《盘鉴图铭》是回文诗，南海才女能写回文诗，是很有才华。

不过，回文诗并非南海才女的首创，据《晋书?列女传》，首创《回文璇玑图诗》的是十六国前秦（约公元350年前后）女诗人苏蕙，字“若兰，始平（今陕西兴平）人，善属文。其夫窦滔，符坚时为秦州刺史，后因罪被徙流沙（今甘肃敦煌），苏思念不已，织锦为《回文璇玑图诗》，寄赠窦滔。”

此诗到武则天时才盛传于世，武则天曾作《璇玑图序》所述较详尽，但与晋书本传的描述有很大出入。据《图序》，苏氏织锦回文诗800余字，有诗200余首，较之南海才女所写的回文诗要复杂得多。《数》文所说的广州才女还有一位刺绣高手卢眉娘，这位卢眉娘的事迹载了宋人小说《杜阳杂编》，也是“传说”中人。

总之，《数》文共列举四位女子，不能说毫无根据，但都不同程度地涂上“仙化”色彩，不能作为历史人物郑重推介。而由此得出结论说“唐朝广州才女辈出，流光溢彩”，未免夸大其辞。仅从《数》文所引的几个例子看，此论难以成立。何二娘为违抗包办婚姻，以跳井仙逝来追求自由。卢眉娘手艺奇巧，连人带物被上贡“止于宫中”，为了追求人身自由，其出路是“遂度为道士放归南海”。这样的经历，何来《数》文所称的“健康、开朗、勇敢、活泼的精神风貌与群体心理”？

最后，还要说到，唐代社会作为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欣欣向荣的阶段，确实出了一些才华绝伦的才女，唐代有四大女诗人李冶、薛涛、鱼玄机、刘采春。女皇武则天、长孙皇后、妃子徐惠、江采苹等都很会写诗，昭容上官婉儿品评天下诗文；奉召入宫唱和的鲍君徽、大历才女晁采，写下脍炙人口《金搂衣》诗的杜秋娘、《题红叶》诗的韩翠苹、《袍中诗》的开元宫人、寄征衣系诗的陈玉兰；能诗善画的薛媛、善歌舞晓音律的杨玉环；

来之间裔孙宋廷芬有五女，皆善属文，其中有二女召入宫中，称文学士、先生；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其妹杨容华之诗竟在他之上……不胜枚举。而上述无一是广州才女。《数》文引用了清人范端昂的话：“唐时越女多能诗”，此话载于范端昂的《粤中见闻》中《仙媛》卷的《何仙姑》篇，范端昂基本引用《何仙姑记》，并未提到何二娘之名，而此文收入《仙媛》卷而不收入《才媛》卷，可见范是把何仙姑作为神仙而不是作为才女看的，至于《才媛》卷所列广州才女共五人，却无一是唐代之人。由是观之，“数大唐才女，还看广州”的提法，似有过份“拔高”之嫌！